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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违法强拆索赔8800万元,生效判决赔偿650万元,鸿沟似乎难以逾越。2023年6月以来,最高法四巡和湖北地方党委政府、三级法院共同努力,经过五次会商、六次调解,一揽子化解刘德利兄妹历时十年、胜诉后仍重复上访的积案——

从胜诉到息诉:担当的分量有多重(一)

荆龙


本报记者 荆龙



  6月6日,农历五月初一,再过四天就是端午佳节。

 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道南湖锦城社区内,粽叶飘香,一片繁忙,社区书记夏敏正和十余名党员志愿者包粽子,“多包红豆馅的,好消化。包好了先给老刘送过去”。

  夏敏提到的老刘叫刘德利,是这个还建社区300余名70岁以上老人中的一位。从花甲到古稀,刘德利为房屋拆迁补偿的事奔波了十年,就在昨天,最后一笔补偿款到账,十年维权路画上了句号。

  “我对裁判不满意,但对信访处理很感激。”执拗的刘德利笑着说,“最高法院四巡法官说得对,日子是过以后,不是过从前。”

  难以打开的心结:十年维权又回到原点

  2023年6月7日,郑州,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。刘德利来到信访接待窗口,他拿着最后一份生效判决对法官说:“官司看着像是赢了,还不如2017年第一次赔偿给得多。”

  刘德利一声叹息,十年维权又回到原点。

  武汉,两江交汇,六湖联通,随着经济连年高速发展,城区规模不断扩大,“乡村”与“城市”仅剩一街之隔。2004年起,为彻底改变城市面貌,让村民变居民,武汉以二环为中心向外延展,启动了“城中村”改造工程,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也在改造之列。

  刘德利一家六兄妹的老宅就位于关山村刘家咀。在父辈留下的宅基地上,刘德利兄妹自建房屋并出租盈利。其中,刘德利有房屋四层,刘德玉有房屋两层,刘德芳和刘熙共有房屋三层,面积合计1831平方米。

  2012年3月,经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批复同意,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征地公告,启动“城中村”改造,按照建设计划,拆迁、安置、补偿、还建,一环接一环,排期推进。当年12月,关山村村委会通过了拆迁还建安置方案,因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的标准、数额相对合理,大部分村民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。刘家因家族内外各种利益纠缠,提出了更高的补偿要求,开发商无法满足,双方未能签约,一直僵持到2013年底。

  2014年1月11日深夜,矛盾爆发,刘德利兄妹的自建房被强制拆除。此后几天,刘德利连续报警无果,又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,仍然无果。“房子被拆了,总要有人赔。”抱着这个念头,年事已高的刘德利开启了漫长的维权路,他说“要为自己和妹妹拼到底”。

  维权艰难,一年下来,谁拆的房子都没查清楚。

  2015年11月,刘德利以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,请求确认强拆行为违法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,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是“城中村”改造的征地拆迁主体,应当承担主体责任,遂判决支持原告诉求,刘德利据此向东湖高新区管委会申请国家赔偿。此后几年,刘德利以国家赔偿决定为“靶子”进行了两轮诉讼,对裁判结果都不满意。

  2021年4月,行政赔偿案的终审判决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,败诉方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动要求履行判决,承担赔偿责任,而胜诉方刘德利则不接受明显对其有利的判决结果,坚决要求申诉信访。

  “胜诉不息诉,这在来访的案件中并不多见,我们给予了特殊关注。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最高法四巡副庭长杨永清强调这个案件不一般。

  杨永清介绍说,四巡对信访案件实行首问责任制,第一次接访的工作人员对案件负责到底,“对于信访人,我们不以劝回为目的,而是向前一步,实质性化解纠纷。虽然该案成诉时间长,‘心结’‘法结’叠加,错综复杂,难以化解,但再难我们也有信心办结”。

  其实,杨永清的底气有两个支撑:其一,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新一届党组成立以来,对信访积案、难案高度重视,强调发挥“关键少数”的作用,实行院领导包案。刘德利案即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牵头,组成由四级法院法官成立的专班,专项攻坚;其二则是来自于一个人——四巡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勇,杨永清经常说“有困难找李勇,他总有办法”。

  李勇,刘德利案的承办人,一个在分析案情时“不停说话的人”,在四巡巡回区很有名气,被称为涉诉信访界的“勇哥”。为什么李勇总有办法?“勇哥在给当事人释法说理时,不纠缠是非对错,而是穿透案情,抓住实质诉求,提供几种合理方案,由当事人权衡选择。”同为专班成员,湖北高院信访工作处处长周鹏与李勇长期合作,最为熟悉。

  6月7日的接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,李勇在听完了刘德利的陈述后,仔细想了想,问他:“您对赔偿不满意,转成实物安置行吗?如果行,我联系湖北高院问问。”刘德利表示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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